三农问题范文
三农问题范文第1篇
在这种特殊的情形之下，以高喊“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而闻名的*先生所著《我向总理说实话》一书，其销售额可高达30万册，也就在情理之中。那些天下以己任的中国学者们，也纷纷通过自己的调查研究，提出了一系列的对策，如“公司＋农户”的模式等，但是，其结果却如杨鹏先生在《战略与管理》上撰文所言的那样，“失之千里”。对策的不适应，就使得我们不得不回到三农问题的根源上来，因为根源是影响着对策是否能够成功的决定性因素。
我们应该先试着问一下，是什么原因造成了今天这种状态下的三农问题？这是我们解决问题的一个基本前提。如果失却了这种根源性的认识，那么，所提出来的对策也就只能是无根之枯木，从而陷进了张五常所警告的“套套逻辑”吧。因而本文的主要目的就是对学者们关于三农问题根源的讨论，做出一个综合性的回顾，最终将其归结为福柯的“人类学”的范畴之中，并指出人的价值的不断提高乃是三农问题的根本之所在。
一
在追寻三农问题的根源这一问题上，走在最前面的可能是经济学，特别是产权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这可能是也是所谓经济学帝国主义的特性所决定。这方面的尝试始于张五常在六十年代所作的博士论文——《佃农理论》。《佃农理论》一书在分析方法上开创了用经济学理论分析农业的一个先河。它摆脱了以往像亚当·斯密，马歇尔等经济学家在土地问题上所引起了无休止的理论性争吵，而一开始就从现存的农业现象出发，论证其存在是否合理，以及合理性何在，从而开辟了实证经济学在农业中的广泛应用。
而八十年代以来，随着产权经济学与制度经济学的引入，国内学者们也不断地试着用这一理论武器去解释三农问题，在相当程度上取得了一定的成绩。这一理论从经济人的基本假设开始，即认为人是理性的，同时在理性的指导之下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或者再加上人的偏好的稳定性（贝克尔），将产权关系看成是影响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根本因素。
而产权演进的一个最大关键因素在于交易成本的高低（张五常），或者在于是否能够有效地限制着搭便车的现象（道格拉斯·诺思）。在以往的公有制体制之下，中国并不存在着明确的私有产权，而只是公有制体制之外这种模糊的产权，这一模糊的产权，引发了低效率、搭便车等现象，严重地阻碍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因而，明确产权，在经济学家们看来，似乎是天经地义的，也是引发三农问题的根本之所在。
然而，当中国农村实行土地承包制之后，特别是对土地的管制进一步放松之后，中国的农村经济却只有在八十年代出现过一短暂的繁荣之外，九十年代却重新陷入困境，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显然地，原封不动地借用传统的产权经济学，已经无法再做出有力的解释，因为现有的农村土地制度已经对农地的产权做出了具体的法律规定，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视为是一种有着明确规定的产权合同。这就促使经济学家们对中国的现状进行重新的思考，以期完善其理论体系。而周其仁先生在“21世纪经济报道”中所撰写的“农民收入是一系列的事件”系列文章（共20篇），正是这方面的努力。
在周先生看来，农村变革的根源已经不仅仅局限于土地方面的产权问题，而是根源于一种更宏大的视野之中——全国的经济大局。从这种视野出发，周先生将现在正在进行的农村改革，视为是继78年之后的第二次改革，而且也是一场“迟到了十多年的”。对于70年代末的那场，周先生认为，当时的承包制是以法律的形式将土地的产权部分地让渡给农民，这在当时公有制一统天下的时代里，简直是一件不可能的事。那么，是什么因素促成的呢？
在《中国农村改革：国家和所有权关系的变化》一文中，周先生给出的答案是：10年以及由之而来的经济破产，已经使国家失去了进一步剥削农民的可能性，而广大农民的饥饿甚至是死亡，更迫使国家不得不推行农村变革。而现在，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原有的那些改革动力已经随之消失。一场“冬眠了十年”的农村改革的兴起，其原因在于“市场大底部”的决定因素，具体地讲，就是由于九十年代以来农民收入的递减，以及由之而产生的农民购买力不足，影响内需，“农民收入增长的停滞已经把国民经济憋住了”，最终导致国民经济的低速增长，从而影响到国家的战略部署。
因而周先生提出了“除非进一步清楚地界定产权，农民收入不可能增长”的对策。当然，这种对策已经不再仅仅只是局限于土地方面的产权问题——劳动所得，而是更多的从无名的产权——财产所得，而这种财产收入越发显得重要。这在上世纪三十年代时，费沙（IrvingFisher）的《利息理论》、康芒斯的《制度经济学》，已经是作为一个重点来强调。只是在今日中国的背景之下，周先生对其进行重新的强调、界定罢了。
因而，纵观周先生的推理、观点，我们可以得出周先生基本上还是站在产权经济学的角度，只是强调的角度已经不再简单地是交易成本，而从收入－产权的角度，站在整个国家的高度，对整个三农问题进行着详尽的耙梳。这，或许也就是产权经济学所能达到的解释高度罢。
二
在周先生的分析中，有着一条相当清楚的脉络，那就是从国家－农民的相互作用出发，用时髦的话，就是国家－个人的博弈过程。也正是在这一角度上，周先生提出“产权可能是副产品”这种惊人的观点。而这样的分析方式，与政治学上的系统分析法有着极其相似的方法。在戴维·伊斯顿系统分析方法中，系统输入、中间过程以及系统输出、反馈等诸多的因素已经作为政治系统整合的重要因素与过程。在这一方面，他与政治学的系统分析有着相似之处。
从政治学的角度，或者说更宽泛一点，从政治－社会的角度来探讨三农问题，主要集中在两方面。其一是法治角度，即法律的制定是否完善、法律的执行是否彻底。这一法治的视野，主流的观点大致是认为，现行的法律制度基本上是与时代的要求相适应的，如目前实行的《土地管理法》等系列法律、法规没有过多的漏洞，问题的关键出现在法律的执行方面。执法过程中，渗进着过多的人的因素，使得法治的目标发生了偏转，人治的因素过重。
这种观点，在何清涟的《现代化陷阱》一书中随处可见，因而她们提出的一个解决办法就是用道德来加以辅助。
第二种观点则认为，问题不仅仅出现在法律的制定、执法的水平这些低层次的因素，而是出现在整个国家的社会架构方面。他们认为，自建国之后实行的户籍制度，就使中国出现了两个不同的社会，一边是享受着种种特别福利的城市，另一边则是被遗忘的广大农村。正是这种城乡壁垒（笔者试图不用城乡二元结构，因为它是一个相当含糊的概念，详细可见笔者的《混乱的“城乡二元结构”》）束缚着农村发展，导致农民的二等公民身分，最终让整个农民陷入一种可怕的“锁入效应”。因而他们提出了“三农问题的根源在于城乡结构体制的束缚”这种针锋相对的观点，而解决的对策，也就是破除城乡壁垒，给农民以国民待遇（*）。目前的学术界主流思想很明显地转向支持这种观点。
然而，虽然“三农问题的根源在于城乡结构体制的束缚”得到了更多人的认可，这可能会有利于今日中国农民生活状态的改观，但是，若从学理的角度出发，我们却不得不承认这样的解释，其说服力是远远比不上周其仁先生的解释。因为这样的解释充其量只是涉及到三农问题的“外在性本质”，而没有深入到像汪丁丁所讲的那种“价值体系”，也就是没有真正涉及到一个根源问题——改革的动力之所在。而周先生的文章则指出的改革动力——市场大底部——是一个很实在、很现实的改革动力！
因而，许多的政治学者们就在上述的基础上进行更为深入的探讨，他们从整个中国改革的大背景出发，来分析三农问题。他们认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模式，是一种做大蛋糕的模式，从社会的边缘发端，从而在一段时间里处于一种“帕累托最优”的状态——所有人的福利都得到提高同时没有一人的福利降低——之中。但是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之际，中国的社会资源配置机制发生了变化——急剧的变化，使得一些人得以迅速暴富起来，而改革开放之初的广大受益者却沦为改革代价的承担者，这些群体有广大的农民、进城的民工、城市下岗工人等，最终演化成今日的中国10大阶层（陆学艺，*）。
这些改革代价的承担者，“与整个社会结果是断裂的，其自身是相对封闭”，最终形成了一种特殊的现象——“贫困群体化”（孙立平，*）。而在一项更为具体的研究中，学者们发现，是城市下岗工人的断层化，才引发出人们对三农问题的关注。换言之，自70年代末的之后，社会的一种普遍共识是农民已经发展起来了，但是，只有等到城市的下岗工人的生活失去保障之后，对社会、政府构成极大的压力之际，人们才真正地重新思考着弱势群体的问题，而在这弱势群体之中，自然包含着三农问题。
三农问题——这一个历史性的根本问题，竟然要这样地被间接提及，诚可悲矣！这种特殊的情况之下，人们就不得不问，到底我们的政治体制是怎么一回事、我们的政府是怎样行使权力的，竟然使三农问题处于如此的一种被遗忘的边缘化地位？或许，这就是学者们发出了“作为政治问题的农民问题”这种时代的强音的根本原因之所在。
能够提出“作为政治问题的农民问题”这样的时代强音，确实需要足够的睿智、豁达的胸襟以及宏阔的视野，莫怪乎许前席先生的《作为政治问题的农民问题》（《战略与管理》*年第一期）获得了普遍的好评。在《作为政治问题的农民问题》一文中，作者开宗明义地表明：中国当前的农民问题，如此迫切沉重，对其决断和回答，不是庸俗的经济伦理及政策所能应对的，它在不断追求一个“清醒而又坚韧”的政治主导层。在许文中，作者特别反对的是庸俗经济伦理的操练者，以及那些信仰操练者。反对前者“一味地兜售一种软乎乎的幸福主义观，而全然不觉民族整体的政治思想和节操”，反对后者“单单凭借‘良心原则’，凭借‘对自己主观信念的无限确信’（亚当·斯密语）来建立自己的话语体系，从而使国家和民族的整体生存”“漂浮在混乱信众的不确定意见之上”。
作为政治，它首要的是面对着这样一个尖锐的问题——政治体置人民于何处。古往今来的政治哲学和历史教训，无不揭示着这样的一个真理：人民是事实上的法官。因而，政治体应当以民为本也就变成了理所当然。而以民为本的政治体，也就理所当然地要“给农民以国民待遇”。这具有逻辑上的一致性。“给农民以国民待遇”决不是像经济学上所讨论的边际效应最大化为准则，而是一个“政治权力落实到何处的问题”。
在以公民个体为基本单位的现代政治社会中，这样的一个观点也是不证自明的：公民乃一国之公民，而非一地方共同体——人口群落之公民。在这个意义上，许先生认为，“中国政治改革的最终目标，决不可以任何人为的方式切断公民个体和中央国家之间政治联系，要让这一联系联系高度坚韧化、高度民主化”。换句话讲，国家的爱民之意图，应该“让人民看到并感受到”。因此，许前席先生呼吁一种韦伯式的政治教育（更详细的论述可见甘阳的《走向“政治民族”》），一种汉纳阿伦特式的公民理念，以避免“政治侏儒”的可悲立场。因为，“作为一门志业的政治，应当是现实主义的，也应当是理想主义的。这两方面如能互补，就是对的。如果各自分离，就都是错的”。
至此，许先生的观点也就显然可见，他认为正是“底层民众，特别是农民，深重地压迫着几代人的社会良心”，这与政治的本质是不相符的，这就客观上要求“政治家们和辅政者们必须学会感受这巨大的历史责任感和民族责任，从中分辨出政治原则的真正要求，并执行正义”。
三
很显然地，在将三农问题归结为经济性还是政治性的问题上，我们没有办法分别出谁优谁劣。但是，在对比之中，我们却很容易地发现它们的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无论是周先生的分析，还是许先生的分析，都将最后的问题提高到一种人的作用的本质。周先生强调农民在国家－农民的博弈过程中的重大作用，而许先生则强调，政治体应当以人为本，二者实际上是殊途同归的。这种以人为主体的分析，在法国经典作家米歇尔·福柯看来，它们都是属于一种“人类学”的话语体系。
在其扛鼎之作《词与物——人文科学考古学》一书中，福柯通过对比17世纪中叶到19世纪初发生在西方文化的认识型中的两个巨大的断裂，发现“第二次断裂则标志着古典时代的终结和现时代的开端，在现时代表象理论、语言都消失了，同一与差异被有机结构所取代；人（I’homme）只作为物之序中的一条裂缝而首次进入了西方知识领域，人类学产生了，并适合于人的人文科学的空间也打开了。”言外之意，在“人并不存在（生命、语言和劳动也一样不存在）”的年代，人是不可能被作为客观而进行科学的思考范畴之内的，而只有当“一个问题、一个要求、一个理论或实践的秩序”成为一种障碍时，人类学才得以产生，人才能作为问题的思考重心而进入科学的研究领域。在这一人类学的视野之下，人已经无可争论地作为第一性而存在，人的价值也就成为我们思考一切问题的出发点，同时也是最终的归宿。这也是我们今天讨论三农问题的一个根本性前提。
这种以人为根本价值取向的思维，使我们在处理三农问题时有着一种最终的底线。它使我们明白：人的经济价值的提高产生了对制度的新的要求，一些政治和法律制度就是用来满足这些需求的。这种为适应新的需求所进行的滞后调整，往往是社会问题的关键所在（T·W·舒尔茨）。如50－60年代亚洲一些国家和地区，如日本、台湾，农业经济获得了一个增长的契机，这一历史现象促使了广大的农民产生了对制度调整的一种新的渴望。他们要求进行租约合同的改革，要求公共措施的改善，要求政治权利的保证等等，并组织合作社来实现他们的愿望。
三农问题范文第2篇
自从中共中央对关于“三农”问题的四个一号文件一一在三湘农村落实以来，农民的生活水平日益提高，三湘大地日新月异，全国上下都惊叹“三湘巨变”。在*年“二会”中，“三农”问题再度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为了亲身体验一下如今的农村生活，发现和了解如今农村存在的一些问题，并竭尽我们的薄力，呼吁人们的关注进而找出解决问题的出口，*年4月18日，中南大学化学化工学院马列学习研究分会为切实地关注和了解“三湘巨变”和当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我们开展了题为“关注三湘巨变，感受和谐社会”的问卷调查活动。我们——中南大学化学化工学院的十六名同学，组成一个调查组，分为三个小组，随着春风，来到宁乡＊，开始了为期两天的农村调查访问
1．土地，农民的命根子．＜1＞．吃饭靠种地，致富得打工．我们踏入这块土地时，农民伯伯正在地里抛着秧．放眼望去，一棵棵嫩绿的禾苗，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观．只是田地里种的，除了水稻，还是水稻，偶尔能见到一个水塘。经过两天的走访，我们了解到这的地并不多，每人的责任田约六分。水稻是一年两季，一年下来，亩地能收割谷子1000多公斤，化肥和农药等的开销100多块，粮食只能供自家吃。再者，田地里只单调地种水稻，几乎没有其它的经济作物。村子里的村民，能出去打工的几乎都出去打工了。村里的孩子，大多都是初中毕业就出去打工了。有一位家长说：“农忙时，也用不着回来，在外面打工要划得来得多。再说，田又不多，又是抛秧的，我们俩口子也能忙得过来。”稍年轻一点的中年男子也出去打工了。有个村民刚要出门，碰见了我们，热情地和我们说开了：“到了家忙的时候就回来忙农活，平时就外出打工，”（那一年能赚多少呢？）“其实也赚不了多少，人家是老板，我们只是打工的。”吃饭靠种地，致富得打工，这已经成了农村的基本情况。现在农民的专业正一步步由种地向打工倾斜。术业有专攻，农民更擅长的是地里的活儿，为什么不能从土地里去寻求致富的道路呢？＜2＞．农民没了地，吃饭成问题。走在充满泥土芬芳的田埂上，我们眼前出现一片林子，种植着观赏树，令人赏心悦目。再往前走，在一房子前遇见一位退休教师模样的老爷爷，听了我们的介绍和问题，老爷爷很愤慨地指着眼前的这片树林说：“这个呀，是人家租了我们的地，有十几亩呢，种了这些树，说是十五年后归还，也不知道到时候能不能归还！就算归还了，这地还能种谷子吗！我家也有一亩多地在这儿呢，只剩下一亩多地种水稻。”在附近我们又碰到另一位老伯，担到这些树，他很平淡地说：“这是人家大老板的，一棵买回来要好几千，能赚好几万呢，我们做不来。要是死了几棵，我们可赔不起啊。”听着听着，我们原本欢喜的心，凉透了。一方面，农民阶级的地被这样占用了，农民怎么吃饭呢，另一方面，这也是一个致富之路，为什么我们的农民朋友不能走呢？＜3＞．“三个代表”不能只在嘴上提，农民的利益要摆第一。那位老爷爷领着我们看了砌在田边的水泥堤，说：“这是记念刘少奇诞辰100周年时修的。好看是好看，但这样砌了以后旁边田野的水就留不住了，肥也随着水流走了，这田就基本作废了。”“三个代表”中指出：中国共产党代表最广大的人民的利益。这不能是一句空话，而如今，农民的基本生活人口保障都受到了侵犯，我们还能说维护了最广大的人民的利益吗？至人类社会以来，土地一直是人们的命根子，生存的命根子。而农民担任着耕耘土地这一光荣使命。农民应该发挥自己的专长，充分利用土地，从而发展经济。而国家和政府也应该给予积极指导和全力支持，而不应该损害农民的利益。这儿离长沙市近，具有发展种植观赏树的天时与地利，缺少的是“人和”。政府应该提供农民技术，提供部分贷款，就算有风险，农民也可以买保险以减少风险。
2．农村的腐败不可忽视，体制有待改进。＜1＞．民主不民主，不能看表面。当我们提到选举时，老爷爷说：“票是我们投的，可是候选人就只有一个。”我们听了，真是哭笑不得。当今社会哪都讲民主，农村自然也不例外，而像这样，给每人一张选票，然后让他们参加只有一个候选人的选举，这是民主吗？＜2＞．领导干部，摆正作风；交接工作，理清账目。老爷爷还提到：“当年，修前面那条公路的时候占用了我们的耕地，说是补贴我们十几万，到后来发下来只剩一点零头。其它的呢，鬼才知道到哪去了！这十几亩树林也不知道到时候能不能退还回来？这都是上一届领导班子留下来的问题，现在又换届了，他们才不会理会这些事呢。新官不理旧账。前几年的腐败问题抓得紧，却没抓到农村来。在农村，无数农民的血汗钱无故流失，都被揣进了个人的腰包。父母官犯了错，农民到哪讨说法去啊？一届领导，草草离岗，另一届干部，匆匆一岗，未解决的问题不了了之。＜3＞．公有乡镇企业怎会成为私有？“那个砖厂，早些年是我们村公有的。”老爷爷还提到这样一个问题，“这会儿，也不知道怎么弄的，搞什么股份制，我们农民又没有分到股票。股票就掌握在几个人的手里了，这不是私有了吗？而且原来砖厂每年给村里上缴十五万，而现在呢，只有七万多一点！另外的那七万呢？”国企改革，农村也迈出了一小步，而在这个农村的小角落，这个改革并不完善，可能还有很多电冰箱操作，这些老师有损农民利益的啊，这种又怎能坐视不理呢。农村的腐败与农村的体制似乎总是容易被大家忽视，而恰恰这又对发展农村是至关重要的。现在提得最多的是法制，“以法治国”。首先，国家得制订出一套适于农村，针对腐败与乡镇企业体制的法规。再者，都进行大力宣传，像我们大学生，就应该多下乡进行法制宣传，让农民建立起法制意识。农民的意识上去了，对腐败现象也是一种监督，起到一定的抵制作用。
3．贫富与教育。＜1＞．教师与农民．在访问中，受害最深的农民并没有提出什么问题，倒是一名退休教师的老爷爷，在指出这些问题时忿忿不平，他说：“其实我是吃国家粮的，只是看到这些事情时看不过去而已。”在访问中，当我们问到村里是否有公布栏时，有的村民说有，但很少去看，有的甚至说根本就没有什么公布栏。当问到村里的经费从何来，往何去时，他们说：“村干部让交钱就交呗，也不是很清楚这钱干什么去。”农民伯伯，你们自己都不起来关心和维护你们的权益，岂不是给很多小人可乘之机。＜2＞．教育支出，农民的难题当问到小孩的教育问题时，一个中年的父亲说：“我家的小孩五岁了，现在上幼儿园。”（那以后会不会让他上大学呢？）“以后啊，他要考上了，就贷款也要让他上了，要是没考的话就算了。”说到教育费用，是很让农民头痛的问题，被访问的一位农民说：“如今农业税是免了，其实农业税免不免没多大关系，也就几十块钱嘛，主要是这小孩子上学，太贵了！”其中被访问的一位村民比较有意思，他说：“现在农村抓这个计划生育没有以前那么严了。现在谁还敢多生啊，到时候小孩子上学就是一个大的问题了。”被访问的村民中，很多人都说他们的小孩念完初中就出去打工了，而上高中的只占极少的一部分。读书一直被视为跳出农门的最好的途径．并且，每一个孩子，不论是穷人家的孩子，还是富人家的孩子，都享有同等的爱教育的权利。不能因为教育经费的过高，而剥夺了孩子受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的权利。如上面所说的那样，加强农民的法制意识和保护自身权益意识。另外，国家应增加教育经费，扩大教育贷款面，让孩子们能通过贷款完成学业；另一方面，呼吁社会上有成就的人士，为祖国的未来投资吧。带着调查的使命，我们走进农村；带着更艰巨的使命，我们走出农村……调查统计：一：农业及农村基本情况根据问卷反映情况，该地农民均以水田为主，人均占有水田约0.86亩（局部统计数据，分布于0.5---1.25亩之间）。每亩可产出约800斤粮食，按粮价为1.2元每斤计算，再扣除农药、化肥、种子等成本因素外约收入800元，每年两季共1600元，即人均种水田收入为1600*0.86=1376元。若以前需交纳农业税，则人均收入减少近百元。另外在靠近花明楼景区的农村里情况显然好于其它村子，往往信息流通，副业发展，但人均占有水田偏少，生产成本偏高。总的来说，壹千三百多元的人均收入充分反映了农村生存环境之恶劣，进而说明了农民不玩出打工或发展传统农业以外的副业的话，不可能生存下来。况且这个数据还可能是一个较实际偏高的数据，也是一个平均数据。然而实际情况这一带的副业并不发达，基本上是很不发达，我们猜想是劳动力不足还是人为外出打工较划算的原因（或许这正是大批农民工涌入城市的原因）。另外，我们在手上的长沙市四县经济发展报表中发现，宁乡县第二产业（工业）产值居（湖南省）长沙市第三位，然而在我们走访的几个村庄里却没有一家工厂，不知识城乡差别还是地域差别？长沙市所辖四个县市经济发展基本情况表（2000年）长沙县浏阳市宁乡县望城县总人口（万人）73.90132.72131.4271.74GDP(亿元)其中: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87.1717.0347.9822.1667.5517.2332.0718.2561.7219.4121.6720.6449.7212.0121.6016.11人均GDP(元)11780507847216941农林渔业总产值(亿元)2735273231.6318.36工业总产值(亿元)4626129216.2913.38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亿元)1642228315.631275财政收入(万元)30000272151593914075财政支出(万元)40239415182646320511农民人均纯收入(元)3267.783052.842928.302513.08二：生活水平农村的生活水平无论如何是不好多恭维的！虽然我们采访的村民均有电视机、电风扇，有的还有电话、但仍然鲜有电冰箱、洗衣机等，而且很多是有电视机但无线（这意味着他们了解外界的途径还不够宽）。农民们在吃穿住行上都停留在较低的水平。当然，在低保、残疾补助等方面实施还好！三：受教育情况除个别情况外，这些村民的孩子都是初中毕业，这证明我国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工作是有成效的。然而，在这几个村子中却鲜有升上高中、大学的。并且据农民自己的观点是，读书显然是有用的，但孩子们读不起，不愿读（即孩子们认为没有用处）。我想这是值得关注的一个问题！同时很多农民认为读书是有用的，用处就在于挣钱，因为他们大多数表示如果能挣钱，不读书也可以。四：农村基层民主情况一般来说，每个村都有村干部，这些人都是有村民自己选举产生的，但是据了解候选人一般6——7人，不知是否差不多为等额选举。村民认为村干部工作基本上满意，但是，他们并不知道村务（财务）公开这些事。对于村级以上的干部就简直什么也不知道！五：医疗卫生情况现在的农民们大多数不再相信迷信，生病之后都想到吃药打针。但是较贵的医疗费用使他们不得不在生病时先拖一拖，或者弄一些土方子来治病，随便买药吃时普遍的现象，上医院检查那是万不得已的事。六：外出务工情况这无疑是我们采访的值得高兴的事情，应为我们采访的人中没有被拖欠工资的，也没有在城里遇到麻烦的。在外打工的人平均每年可以省下几千至万元以上寄回家。这几乎成了农民生存的根本，因为比农业收入高的多。“三无人员”应保尽保对农村“三无人员”（无生活来源、无劳动能力、无法定赡养、扶养、抚养人），应切实做到应保尽保；对因残、因病或因天灾人祸导致家庭年人均收入低于当地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农村居民，应优先纳入保障范围。最高达1500元／人一年长沙县、望城县、浏阳市、宁乡县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为840元／人一年，散居农村“三无人员”全额享受，其他特困人员差额享受；由敬老院集中供养的农村“三无人员”则为1200元／人一年。芙蓉区、天心区、岳麓区、开福区、雨花区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为1200元／人一年，散居农村“三无人员”全额享受，其他特困人员差额享受；由敬老院集中供养的农村“三无人员”为1500元／人一年。
三农问题范文第3篇
一、十五期间三农工作的主要成效
1、农民增收取得历史性突破。预计*年实现农民人均纯收入4250元，比九五期末增长965元，年递增5.29％。农民收入的持续增长主要得益于四个方面。一是国家政策性扶持。自*年全面实施农村税费改革以来，中央、省、市、县制定了一系列配套政策措施来扶持农业、反哺农民，使农民得到了实惠。农民负担逐年减轻，农民承担的费用及劳务由*年的1.95亿元（人平240元）减少到*年0.42亿元（人平56元）。累计发放三项补贴5101万元，其中种粮补贴4021万元、良种补贴700万元、农机补贴380万元。二是种植业增势明显。*年种植业产值8.42亿元（*年不变价），比*年增13％。三是农村劳动力外出劳务收入增长较快。“十五”期间全县农村劳动力转移工作的组织协调机制初步建立、技能培训不断增强、职业中介服务成效显著。新增劳务输出48031人次，新增劳务收入约1.09亿元。至十五期末全县已转移农村劳动力20.17万人，农民外出劳务收入12.11亿元。四是林牧渔业量效双增。全县*年林牧渔业总产值达25亿元，农民来自林牧渔业的人均收入达1200元。
2、农业增效成果显著。首先，农业经济持续增长。*年全县粮食播种面积160万亩，总产近71万吨，比*年增18.3％，单产440公斤，比*年增3.8％；棉花栽植面积近8万亩，单产皮棉82公斤，比*年增15.5％；油料播种面积19万亩，总产近3.3万吨；疏菜特经复种面积发展到35万亩，是*年的1.5倍。农业结构不断优化。在粮食结构调整上扩大了小麦、水稻的种植面积，缩小了小杂粮的面积，优质高产小麦、水稻的品种应用比例达86％，*年被农业部表彰为“全国粮食生产先进县”。农业生产的区域特色逐步形。全县形成了河南片优质粮油生产，城郊及沿线棚室蔬菜生产，沿河、沿荡水面立体种养，阜益沿线加工蔬菜，渠北旱粮及优质果品等各具特色的专业化生产区域。农作物品种利用不断更新。全县主要农作物良种覆盖率由“九五”期末的95％上升到目前的99％。科教兴农步伐加快，新型实用技术得到普及。水稻、三麦、棉花、油菜、玉米高效配套栽培技术年平均应用面积在100万亩以上，水稻育秧实现了旱育化，棉花生产做到双膜育苗、覆盖栽培；保护地栽培在多种作物上得到应用，累计推广面积近45万亩次；秸草还田和平衡配套施肥年推广面积均达80万亩次；全县病虫草综合防治率达95％以上，为九五期末的1.32倍，三麦、水稻后期病虫及棉花棉铃虫统防统绐率达90％。农业示范工程辐射功能不断增强。先后建立了县镇农业科技示范园区、村级农业科技示范方，累计建设面积超过12万亩。其次，林牧渔业有了长足发展。林业生产上的防护林体系建设日趋完善，生态防护能力进一步增强；林业结构得到调整，经济效益不断提高；林业基地建设初具规模，资源总量不断扩张；林权制度改革有了新的突破。全县现有成片林35.2万亩、四旁树木5000多万株、活立木蓄积量131.5万立方米、林木覆盖率16.6％、农田林网控制面积110万亩、建成绿色通道252.6公里，“十五”期间先后被确定为省级杨树产业基地县、国家生态公益林建设试点县和生态防护林工程项目县。*－*年连续被市委、市政府评为绿化先进县，*年获全国绿化模范县光荣称号。畜牧业上的优势生猪、家禽稳定发展。生猪年饲养量达240万头、年出栏商品猪150万头、苗猪饲养量达220万头、家禽饲养量达3600万只。羊、兔、鹅为主的食草家禽养殖有了明显增加，畜禽生产规模化、区域特点明显，生猪规模养殖达30％，家禽达70％，全县形成了四大产业带即：沿渠苗猪产业带、河南商品猪产业带、沿射阳河家禽产业带、沿荡水禽产业带。良种畜禽全面普及。全县良种二元母猪、三元商品猪比例逐年增高，达55％。良种蛋鸡、肉鸡、草鸡比例达85％。渔业上的综合生产能力大幅度提高，产业规模迅速壮大。“十五”期末全县水产养殖总面积达25.4万亩，*年可实现水产品总产量5万吨以上，可实现渔业产值9.2亿元，林牧渔业的产业结构调整取得显著成效，林牧渔业占农业的比重不断增加，达62.5％；林牧渔业内部结构不断优化。品牌林牧渔业发展势头较好。“十五”期间全县有9个产品获得中国农业博览会名牌产品、三个获省名牌产品、7个产品被认定为无公害产品、16个无公害基地。休闲林牧渔业初露头角，林牧渔业外向化程度不断提高。羊寨的桃花园、公兴的垂钓中心已成为人们休闲娱乐的好去处。林牧渔业产品的年出口创汇达*多万美元。第三，农业产业化经营初具雏形。全县形成了由众多龙头牵引的蔬菜产业化、稻米产业化、棉花产业化三条产业链。全县拥有年销售额500万元以上的规模龙头加工企业70家、年经营额超千万元的农产品批发交易市场22家、年实现经（运）销额超10万元的农民经纪运销人1.52万人。12个农产品获省市名优产品、无公害农产品产地54个、获得国家认定的无公害农产品31个、绿色食品1个。第四，农业综合开发成效明显。“十五”期间全县先后实施并完成农业综合开发第五期、第六期土地治理项目、农业综合开发多种经营项目3个和世行二期项目，累计改造中低产田16.23万亩，完成投资1.12亿元，通过农业资源开发项目的实施改善了农田基本生产条件，提高了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促进了农业优势产业的发展，提升了项目区种植水平。第
五、水利工作得到强化。以防洪保安为主，重点实施基础设施建设和农田水利工程配套建设。“十五”期间，全县共做土方5600万方、疏浚大中沟渠4132条、加修圩堤840公里、新建改造闸站桥梁1137座，凿井24眼，增加供水人口25万人，发展防渗渠道132公里。第六，农业机械程度化水平大幅度提高。大中型拖拉机由九五期末的397台猛增至865台、联合收割机由450台增至920台、农田排灌动力机械由9622台增至15179台，特别是插秧机在县内试验示范取得成功，在全县迅速推广251台。
3、农村社会大局基本稳定。为了保持农村社会大局的稳定，着重做好农民负担的监控、农民土地承包权益的维护、村务公开和民主管理制度的健全落实、农村集体资产和财务的管理等工作。严格控制和减轻农民负担。坚决执行农民负担监督卡制度、预决算制度。对涉农税收、价格和收费实行“公示制”，对经营收费和服务性收费进行专项治理，对涉及农民负担方面的群众信访和举报做到及时接待、及时调查、及时处理、及时反馈，对农民负担方面的基础数据和资料实行微机化管理，定期开展农民负担执法检查。坚决维护农民土地承包合法权益。集中进行了土地承包法实施前的培训和宣传贯彻，全县共培训760多人次，印发宣传材料5600份，对土地二轮承包工作进行了后续完善，累计补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9万份，累计签订土地承包合同209652份。基本做到“三到户”即：“田块分配到户、土地承包合同签订到户、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发放到户”。对土地流转行为进行规范，接待并处理土地承包方面的矛盾纠纷209人次。健全并完善了村务公开和民主管理制度。相应的工作班子特别是村级的二组一会（村务公开监督小组、民主理财小组、村民代表会议）初步建立并正常开展工作，村务财务按季进行理财公开，重大的村务、财务事项都通过村民代表及时进行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强化农村集体资产和财务管理。全县普遍实行村账镇，按季进行结账记账，定期进行财务审计，村级三项资金由县统一进行预算审批、集中统一审核拨付，村级债务化解取得初步成效，净化解村级债务6000万元。
二、当前三农工作面监的主要矛盾和问题
1、农民增收面临一系列因素的制约。一是落后的农业生产经营方式不能适应变化了的市场需要，加大了农民增收的风险；二是错位的农村产业结构不能适应农村发展新形势的需要，限制了农民增收的空间；三是低下的农业科技水平不能适应农业发展的需要，延缓了农民增收的速度。农业科研投入严重不足制约了农民增收的速度。农业科研体制的不畅是制约农民增收的关键。农业科技发展的不足限制了农民收入的持续增长。四是扭曲的农村方针政策不能适应日益深化的农村改革需要，影响了农民增收的环境。农业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民的增收，都需要有一个宽松的外部政策环境，而目前的政策环境却存在各种缺陷与不足。宏观政策的偏差使农民增收面临不利的政策环境。由重工轻农宏观政策导向的惯性作用而导致的农业资源流失及农业投入严重不足已成为制约农业发展和农民增收的“瓶颈”因素。国民收入再分配存在明显非农偏好。尽管国家对农业投入的绝对额不断增长，但增长幅度远远低于财政支出的增长，无论是财政支农占财政支出的比重、农业基建投资占基建投资的比重，还是农业投资比重都呈下降趋势。部分微观政策不到位直接影响农民收入的增长。按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余粮和优质优价的政策因多种原因未能很好地贯彻执行，存在限收拒收，压级压价和给农民打“白条”的现象。由于一些地方政府对农民进入城市尤其是大中城市，收取高额城市增容费的歧视性户籍政策等使农民进入城市的难度加大，使城市化和城镇化进程步履维艰，形成不利于农民增收的就业结构。五是萎缩的农外就业途径不能适应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的需要，限制了农民增收的渠道。六是薄弱的农业基础设施制约了农民增收的潜力。完善的基础设施和良好的生态环境不仅是农村可持续发展的前提和基础，更是农民收入持续增长的根本保障。然而，我县农业的生态环境和基础设施却难以保证农民收入的持续增长。薄弱的农业基础设施使农民增收的基础不牢。由于农业投入严重不足，一些基本农田保护不力，土地肥力递减，效率低下；多数水利设施老化失修，闲置浪费，甚至破坏严重，不能正常发挥作用；公路发展滞后，交通不便，流通受阻；邮政通讯网络不健全，信息闭塞，交通不畅；农业机械化装备水平低下。
2、农业增效后劲不足。农业生产上主要存在市场化生产不足，农业增产与增效矛盾突出。大宗农产品市场总量饱和，积压卖难；同时优质农产品明显市场供给不足。农业增产不增效、增量不增收现象比较普遍。农业机械化程度不高，劳动报酬率偏低。现有农机具结构不适应农业结构调整的需要、农机具技术档次低、农机服务产业化程度低、农机服务体系因设施、手段不健全面服务功能差。林牧渔业增效潜力不大。全县森林资源总量较少、林业内部结构不尽合理、树种单
一、木材加工业发展滞后，大径材加工规模偏小、加工层次低、附加值不高。畜牧良种率不高、集约化程度低、标准化生产差，水产上的苗种质量不高、养殖基地不配套塘口老化、水产产业链不够完整，畜牧水产的检测、检疫体系不健全。农业产业化经营步伐不快且组织化程度偏低。现有龙头企业偏少、偏小，龙头企业与农户及农产品基地利益联结不够紧密，产销关系不稳定；农业生产的产业特色不明显，基地建设滞后；各类农民经纪人和合作经济组织作用不突出，进入市场的组织化程度偏低。农业资源开发项目区不够集中连片，不能发挥规模效益；存在重建轻管现象；项目投入不足，招引“三资”办法不多。
3、农村社会不稳定的一些隐患依然存在。农民负担方面一事一议筹资筹劳资金的收取使用同政策规定出入较大，资金大部分被镇级占用，卡外乱收费现象仍然存在，服务性收费不够规范且随意性较大，因收取税费组织小分队到农户家中扒粮抬物在少数地方仍然存在。农村土地承包方面侵害农民土地承包合法权益的问题比较突出。少数村组土地承包30年不变的政策迟迟落实不到位，随意调整或收回农户承包地、强迫农民流转土地、随意违法截留土地流转收益、不尊重农民意愿违法强行征占用农户承包地在少数村组仍有发生。村务公开和民主管理方面少数村组村务公开民主管理组织的建立不够民主、村务财务公开的时间不够及时、内容不够真实全面详细、重大村务财务事项的民主决策制度和责任追究制度尚未落实到位。村集体资产和财务管理方面的管理制度还不够健全和适用，现有的制度没有完全执行到位，部分村组的财务结报和核算不够及时规范，村级收支普遍存在缺口，村级债务负担较重，个别村组干部存在着贪污、侵占、挪用、挥霍集体财物问题。
三、“十一五”期间三农工作的目标定位及主要推进措施
1、全方位、多渠道促进农民收入的持续增长。农民增收问题解决不好不仅影响农民生活水平提高，而且影响粮食生产和农产品供给；不仅制约农村经济发展，而且制约全县经济增长；不仅关系农村社会进步，而且关系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不仅是重大的经济问题，而且是重大的政治问题。促进农民收入的持续增长是三农工作的最终目标，在农民增收、农业增效、农村稳定三者之间，农民增收是中心，农业增效是实现农民增收的经济基础，农村稳定是实现农民增收的前提和保障。“十一五”期间农民增收的目标定位应考虑到我县处于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的欠发达县份、农业大县的实际情况。将农民人均纯收入年递增率确定在4％至6％之间为宜。同时要采取有效措施予以强烈推进。一是因地制宜，大力发展区域特色经济。因地制宜地立足自身优势，通过市场规律的研究，以市场为导向。把提高科技含量、增加附加值作为发展特色产业的重要取向；把劳动密集型与科技密集型产业有机结合起来，尤其是带动地方产业发展的“龙头企业”，更要依靠科技，打造产业的“核心竞争力”，努力占领技术的制高点，提高产品附加值；尽量避免重复建设，避免产业雷同现象的发生。县镇政府通过政策引导来调动市场主体的积极性，为市场主体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二是加快农产品基地建设，提高农业产业化经营水平。着力培育一批具有较强实力、辐射面广、技术含量高、带动能力强、能及时根据市场状况引导农民调整农业生产结构、带领广大农民共同致富的龙头企业。提倡和引导龙头企业通过建立风险基金，实行保护价格收购，按农户出售产品数量返还部分利润等方式，与农民建立稳定合理的利益分配关系。按照市场需求和资源优势原则，选择主攻方向，培育主导产业，围绕主导产业，开发建设农副产品的原料生产基地，逐步形成特色鲜明的区域经济格局，为农业产业化经营与农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奠定基础。三是努力拓宽农民增收渠道。主动适应以城带乡、以工促农的新趋向，把鼓励自主创业和实现充分就业作为促进农民增收的主攻方向，加快推进农民非农化进程。狠抓劳务经济发展，大力推进农村劳动力转移输出工作进程。健全市场导向的流动就业机制，通过强化职业培训提高农村劳动力素质，切实提高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组织化程度，实现农村劳动力的有序流动和合理配置。四是强化政府对农业的支持力度，营造有利于农民增收的良好环境。政府和有关方面应当提高对农业的支持力度，扎扎实实按农民需求解决农民发展所面临的困难。加强农村市场体系建设。建立权威性的农产品市场信息网络，及时、准确地向农民提供价格、生产、库存以及气候等方面的信息，提供中长期的市场预测分析，帮助农民按照市场需求组织生产和经营。积极发展中介服务组织，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鼓励广大农民积极发展各种类型的合作经济组织，提高农民的自我服务能力。加强政府对农业的宏观调控和政策引导。在财政、信贷、税收等方面，切实体现对农业的优惠和支持政策。特别是要严格按照《农业法》的有关规定，确保财政支农资金的增长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切实加强农田基础设施建设及农业科技的研发、推广和应用，为农业产业化的健康发展与农业结构调整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三农问题范文第4篇
一、发展壮大县域经济，必须树立科学发展观，把产业定位确立好.选择和确立科学的县域经济发展战略，一要眼睛向内，先把自己的“家底”盘点清楚。盘点的目的在于盘活，盘活则需要以战略眼光从不同角度去审视现成的“家底”，去谋划它的未来。近两年，我们对我县的国有集体企业资源、知名品牌资源、劳动力资源等方面和领域全面盘点，通过盘点，从而找到了发展的切入点和突破口，县域经济发展因此取得了事半功倍的效果。二要跳出县域看县域，在更加广阔的范围内进行资源整合，营造县域经济发展新优势。实践使我们认识到，发展县域经济，没有现成模式，也不应该都是一个模式，只有突出个性，尽快培植出特色突出、优势明显、影响力较大的主导产业，县域经济发展才可能实现可持续发展。
我们既要对县情的一种梳理盘点、客观认定，也要面向国内外市场和按照可持续发展的要求科学选择。在发展主导产业上，必须坚持三点原则：一是培植特色产业要有韧劲，要像经营百年老店、打造跨国公司那样，一张蓝图绘到底，一任接着一任干，只争朝夕，不断推进。二是坚持解放思想，更新观念，树立“求特”、“求精”的特色经济新理念，用世界的眼光、全局的思维来审视自己的优势和特色，从全省、全国乃至全球经济发展的新格局、新趋势中找准自己的特色经济定位。三是在选准“特色”产业的前提下，要千方百计促其扩张、裂变、规模发展。提升县域经济的竞争力，说到底就是要提高特色经济的竞争力，而提高特色经济竞争力的根本出路在于使特色经济产业化，形成由几个特色产业为主导的县域特色经济构架，最终实现用几个特色产业带动县域经济社会的整体大发展。
二、发展壮大县域经济，必须紧紧围绕投入和发展这个主线，把起飞的平台搭建好
（一）民营突破。把民营经济培育成新的经济增长点是壮大县域经济的重要基础。民营经济能否有大的突破，关键是政府能否出台鼓励农民放心、放胆、放手、放开发展非公经济的具体政策和措施，也就是说有没有一个好的政策平台。近两年，我们就民营经济的市场准入、税赋、土地等方面制定优惠政策，使大批农民进入国企改革、城建、教育、卫生等领域，由此改变了固有的所有制经济格局，转变了经营方式，膨胀了民营经济总量。
（二）壮大园区。创办工业园，发展专业村、镇，是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形成产业族群，促进行业、产业、产品之间优势互补和集约经营的好路子。我们按照“民营企业园区化、园区城镇一体化、乡镇经济产业化、特色产业规模化、产品质量标准化”的要求，加大工作力度，全县范围内形成了10个特色经济块状群体，这些块状经济群体的形成，不仅提升了各个园区和产业的经济运行质量，而且拉动和派生出其他产业，发展了配套经济。今年，县城工业园区要入驻20家企业，总投资要突破3亿元。
（三）开放先行。扩大开放，外引内联，是提速县域经济的明智之举和必由之路。对此，我们努力做到：一是要把土地、资源、劳力、电价等比较优势的“王牌”亮出来，促其转化为招商引资、城市建设、承接产业转移和发展民营经济的优势；二是要把特色产业的“王牌”亮出来，科学编制招引资规划，使客商因利动心，迎利而来；三是要把优良环境的“王牌”亮出来，使人们感到异地创业的安全感和舒适感，敢来投资、愿来投资、主动来投资。
三、发展壮大县域经济，必须增强紧迫感和使命感，把求真务实精神弘扬好发展县域经济的任务十分艰巨和繁重。必须增强四种意识：一是要增强大局意识。加快县域经济发展事关全县大局，没有县域经济的快速发展，群众就会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吃亏落伍，同时还会因一个县的落后影响到全市率先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大局，我们绝不能拖全市的后腿。二是要增强忧患意识。像我们这样县域经济相对落后的县份，再也不敢按部就班，必须瞻前顾后，超常规发展。三是要增强机遇意识。国际新一轮产业转移和资本流向加快，国内经济发展正全面进入新的快速发展周期，这为我们进一步拓宽县域经济发展空间，提供了良好条件和机遇。失去一个机遇，就会落后一个时代，我们必须乘势而上。四是要增强实干意识。实干兴邦，发展壮大县域经济必须力戒空谈，求真务实，真抓实干。我们一定要在全县上下大力弘扬永不懈怠的奋斗精神，把压力化为动力，坚定信心，励精图治，同心同德，实现县域经济新跨越。
发展县域经济需要注意的几个问题：
第一，发展县域经济要真正贯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样一个基本的方针。之所以这么讲是因为发现，在各地的县域经济的推动过程中出现了一些偏差，偏差在于后起的县在先进的县考察过程中仅仅看到它的一些皮毛，看到了它们的结果而没有看到它们增长的过程。比如他们学到要建大房产、要修大马路，却把仅有的一点钱都用到这上了。所以我认为发展县域经济说到底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而这个“建设”是指社会财富充分利用的概念，不是大兴土木劳民伤财的概念。
第二，既然说要发展县域经济，就要实事求是，要以发展非国有经济为主的企业。不明确这一条，县域经济很难发展。因为我们县域经济一个最基本特点之一就是在县里没有多少国有经济，以前的国资结构里面，县一级有多少国有经济？有也不归县管，比如银行、电力、电讯这些。既然没有国有经济，当然就要努力发展民营经济。但有的地方两者都不发展，县乡的财政却在增长，钱从哪里来？就只有加重农民负担。所以民营经济不发展，大言之，就是没有了县域经济、没有了县的经济支柱，小言之，它对于减轻农民的负担，促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增长级为不利。我们到浙江、广州去看，农民富的地方，县域经济繁荣的地方，都是靠民营经济为主导，打江山。不发达的地方，差距也是在这里。中西部地区的很多地方领导还局限于依靠国有企业、财政部，“跑部钱进”，认为靠国家给项目的那点资金能把县域经济搞起来，这是不行的，因为我们整个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取向是市场经济，财政支出要从经济里面退出，从经济竞争领域退出。国家审计的项目会越来越少，国家直接投资的项目会越来越少，这点县级政府一定要非常明确。
第三，发展县域经济一定有一个开放的活力的市场，一个良好的投资环境。开放的市场，不仅仅是指商品市场，不是说只想把自己的东西卖出去，还要不拒绝别人的东西进来。所以有些地方经常搞地方限制，限制他人卖啤酒，以为这样能把自己的经济搞好，保护自己的企业，实际是保护了落后，有朝一日害了自己。因此更重要的是要形成一个开放的要素市场，资金、技术、劳动力的流动和重新优化组合，这是最关键的。这就需要有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才能形成一个好的投资环境。
三农问题范文第5篇
统筹城乡重点在“三农”，“三农”问题核心在减少农民和富裕农民，富裕农民的基础在于盘活农业生产要素和农民生活资料。在统筹城乡发展的大背景下，探索试行以“农村宅基地换城镇住房、农村承包地换城市社保、林地承包权换股份收益”的“三换”工作，对于实现转移农民、安置农民、富裕农民的目标，加快推进城乡一体化步伐意义重大而深远。
一、实施“三换”工作十分紧迫
1、农民进城期待“三换”。随着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和农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新一代年轻农民既不满足在农村居住和生活，又有一定的移居城市的文化基础和经济实力，加之城镇化亟需转移农民进城创业，政府和农民都希望有更多农民转移到城镇安居乐业。2008年底，全市劳务输出近63万农民工，已比较习惯、熟悉和期望城市的生活方式，尤其是“80后”的农民工，更渴望以智力而不是体力在城市生存。但对固化的、具有较大潜在价值的宅基地、承包地和林地承包权，难以转化为农民进城创业和定居的资本，成为农民进城的障碍。“三换”可以有效盘活农村资产，增加农民创业实力，减轻农民经济负担，实为农民进城所期盼。
2、工业化亟待实施“三换”。围绕“工业强市”战略，全市上下正大办工业，推进工业园区建设。目前正在重点建设的县域工业园区13个，规划用地107865亩，实际开发37185亩，政府实批20385亩，缺口70680亩。工业用地指标不足致使许多好的工业项目搁置，严重影响工业发展，而农村农家大院和一户多宅现象普遍存在。据国土部门提供资料，农村居民居住点共占地31.15万亩，户均达0.49亩。如果户均减少宅基地0.12亩，全市可置换出建设用地7.84万亩，可大大缓解工业发展和城镇建设用地不足矛盾问题。
3、农业现代化呼唤“三换”。农业发展方向在于现代化，现代农业必需走规模经营之路。然而，目前农村实行分户、小规模的土地承包经营状况，导致产业规模小、效益低，农业发展动力日益微弱，严重阻碍了农业现代化进程。实行“三换”，让移居城镇的农民放弃土地和林权，把土地和林权逐步向专业大户或经营企业集中，以利于更好地发展高产、优质、高效的现代农业，提高农业生产率，促进农村经济快速发展。
二、“三换”的基本思路和重点
“三换”以转移农民、富裕农民和城乡一体为目标，以引导农民进城务工创业定居为重点，坚持依法、自愿、有偿原则和以人为本理念，对愿意放弃“农村宅基地、农村承包地和林地承包权”的农户，探索以“农村宅基地换城镇住房，保障住有所居；农村承包地换社会保障，保障难有所解；集体林权换股份收益，保障换有所得”的统筹城乡发展模式。
——用农村宅基地换城镇住房。按照“控制增量、盘活存量”的思路和“城镇建设用地增加与农村建设用地减少相挂钩”的基本原则，农民自愿放弃宅基地使用权的，由村民提出申请，村委会汇总逐级上报乡（镇）、县（区）人民政府批准，原宅基地经有关部门核准面积、评估作价后，由国土管理部门收储到宅基地收储中心，统一安排使用。经市、县（区）人民政府批准后，按房屋拆迁补偿安置政策，既可以到城镇选择一定面积的安置房，或到商贸小区置换部分商贸用房，也可以选择货币安置到政府统一规划区自行建房。不论采取哪一种补偿方式，农民均拥有完整产权。
——用农村承包地换城镇社会保障。农民凭迁入地户口申请手续和当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出具的“三换”有关证明，到迁入地公安机关进行城镇居民户口登记。已办理城镇居民户口的人本文员，享受与城镇居民同等的养老、工伤、医疗保险和社保等政策，对尚未参加城镇居民医疗保险但已经参加新农合的人员，当年可继续享受新农合补助政策。各级公共就业服务机构都要免费为其提供政策咨询、就业指导、技能培训、就业信息、职业介绍等就业服务。进城落户农民子女就近安排入学，并继续享受农村义务教育“两免一补”政策，保障其享有与当地居民平等的受教育权。
——用林地承包权换股份。在实行林权制度改革后，对不愿意放弃林地承包权的农民，可以把潜在的资源转为现实的资本。即农民把林业承包经营权作为股权，采取入股、转包、转让等多种形式，将林权流转给产业化龙头企业、乡镇企业或农民经济专业合作社等经营，林权流转收益归农民所有，既增加农民财产性收益，又促进林业的规模化经营。
三、推进“三换”工作主要措施
1、重点突破。一是突出重点区域。以月河川道为重点，依托安康中心城市西扩和九个县城及重点集镇，打造“三换”试验示范区。从本地实际情况出发，量力而行，优先选择工作基础较好，有一定经济基础和资金
保障能力的镇、村和农户率先启动。二是突出重点产业。大力引导进城农民以园区经济、特色农业、现代服务业为重点，发展
二、三产业。着力培育以清洁能源、新型材料、生物制造、生态旅游和现代物流为主的新经济产业体系，为农民进城务工创业提供优质平台。三是突出重点对象。以个体经营户、大中专毕业生和长期在外务工农民为重点，率先实施“三换”，引导其优先进入城市务工创业定居。
三农问题范文第6篇
按照中国社科院汪向东教授的说法，“沙集模式”是指：农户自发地使用市场化的电子商务交易平台，使自己变身为网商直接对接市场；网销细胞裂变式复制扩张，带动制造及其他配套产业发展，使得各种市场元素不断跟进，塑造出以公司为主体、多物种并存共生的新商业生态；这种新商业生态，反过来又促进了农户网商的进一步创新乃至农民本身的全面发展。正因为如此，在“沙集模式”中，“农户+网络+公司”相互作用、滚动发展，就形成了信息网络时代农民的创业致富新路。“沙集模式”是历史的产物。江苏省睢宁县沙集镇的农民通过开网店，彻底改变了人生的命运。在2006年，当地三个年轻人在淘宝网上注册网店，经营各类小商品，但从2007年开始，生产、销售拼装式的实木家具。发展在2008年，带动了周边农民开办网店和家具厂的热潮。目前全镇在淘宝集市上一钻网店195家，两钻网店157家，三钻网店100家，四钻网店43家。2000家的网店带动一条产业链条，目前该镇拥有16家物流企业。农民通过开设网店，不仅提高了收入，还解决了就业和创业难题。曾经外出务工的年轻人基本都已返乡，而且村里还出现了上千人的劳动力缺口，治安问题也大为好转。现在，沙集镇作为一个只有1.3万户的小镇，已拥有农民网商超过千人，2010年整体销售额超过3亿元。正因为如此，“沙集模式”被人们称之为“农村的草根创造力与网络大市场结合以后产生出的一个巨大的巨变效应”。和传统农村经济发展道路的一个根本性的不同，就是“沙集模式”使农村的商品生产和流通之间的联系方式有了彻底的改变。使农产品的生产和销售之间的传统联系方式发生了根本性改变。对此由中国社科院信息化研究中心和阿里研究中心的《“沙集模式”调研报告》中就曾指出，沙集模式是农村经济中信息化带动产业化，产业化促进信息化的典型。具体讲，沙集模式的核心是“网络+公司+农户”。其中，农户是主体，公司是基础，网络是龙头。在“沙集模式”中，家庭经营的农户是发挥主导作用的主体，实体公司是农村产业化的基础，而电子商务平台所代表的互联网，则是带动农村产业化的引领力量。从这个角度说，沙集模式是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工业化促进信息化的现代化道路在农村的具体体现，具有全局性的重大意义和推广价值。
二、“沙集模式”的重大意义
“沙集模式”的经济社会影响意义深远。应该说，它为在信息网络时代解决我国“三农”问题，提供了一种新的思维、方向和可能。
（一）“沙集模式”能够很好地解决农民采集信息弱势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在过去“公司+农户”结构下，公司控制农户、与农户争利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双方信息不对称，因为市场信息大部分掌握在公司手里，这使得传统的“公司+农户”结构并没有有效地解决农民的增产增收问题，难以得到农民的真正拥护。“沙集模式”则带来了结构性的变化：它在“公司+农户”的基础上加了“网络”这一重要要素，使农民通过网络平台了解到了真正的商品需求和销售信息，这就解决了农民信息弱势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同时由于减少了中间环节，产品定价会更低，买卖双方互相受益。由此形成的结果是，农民足不出户，在家中就可以创业致富，使得农业生产方式发生了翻天地覆改变，农民实现了充分就业，还需要从城里招工补充人手不足。
（二）“沙集模式”能够直接催生具有地方特色和传统的经济发展方式。“沙集模式”的一个可贵之处，在于它不像一些发达地区，网店是在相对发达的产业集群和特色资源基础上发展起来，而是完全由电子商务直接催生出本地的主要工业。像沙集镇这样的贫困地区，信息化都可以发挥这么大的作用，说明农村并不一定非要等到工业化完成之后才进行信息化，而是可以采取信息化带动工业化的方式，快速发展农村经济。
（三）“沙集模式”是破解“大城市病”、实现城镇化创新的重要途径。在沙集镇，网商群体不仅有返乡大学生，还包括文化程度不高的村妇；既有20多岁的年轻人，也有中老年人。网店雇佣人员中，既有经验丰富的木工，也有刚走上社会的毛头小伙子，甚至是还有五六十岁的老人和残疾人。通常在网店经营中，年轻人负责打理网店，老年人和残疾人从事简单的包装、打磨工作。农民们在网店生产经营中各得其所，这样既获得了丰厚的收入，又实现了个人的社会价值，还减少了大规模外出打工带来的社会问题。正因为如此，“沙集模式”也就成为我国破解“大城市病”、实现城镇化创新的一条重要途径了。（四）“沙集模式”对发展地方经济会提供一些新思路。多年来，发展地方经济尤其是县域经济，一个重要的思路就是通过招商引资，希望通过引进重大项目拉动地方经济，加快发展。现在招商引资困难重重，需要付出巨大代价。且地方政府之间的恶性竞争，还日益导致这个代价不断加码。另外，外来的项目也“难养熟”，来的难，走的易，一有风吹草动，或别的地方给的条件更优越，可以拍拍屁股就走。而“沙集模式”对公共资源的索取很少，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却很大。特别是它具有内生性，即使有风吹草动、市场有变化，本土网商也会共同抵御风险。
三、“沙集模式”成功的条件分析
那么，“沙集模式”要能够成功，需要哪些基本条件呢？本人对此梳理出以下几条：
（一）“沙集模式”的成功，首先要归功于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以及我国信息技术的普及和应用。2010年我国农村网民规模就达到1.25亿人，占整体网民的27.3%，并保持高速增长。在这种情况下，越来越便捷的物流和支付体系、以及电子商务平台建设，便必然会使网购市场拥有着巨大的潜力。
（二）选对产品也是沙集模式成功的原因之一。沙集镇是通过生产、销售拼装式的实木家具，才真正走向市场的。事实证明，以简易拼装家具这种产品切入市场是最佳选择。因为它需求容量大，市场进入的门槛低，能够掌握产业链关键环节，产品适合储存和长途运输，产品拓展空间大。
（三）需要不断完善的信用体系建设。随着实践的发展，沙集镇就在去年底通过整合资源，建立了完全由网商来主导的行业协会，以协会牵头制定出两个标准，实现自我管理自我服务。更为重要的是，在沙集镇网商所使用的淘宝网平台，就实行店铺评分制度和信用评价制度，并且客户在拿到并验收商品合格后，才把购买费用划转到商家账户，这就使得消费者放心，对网商构成了信用制约，有力地保证了网上交易的信用。
三农问题范文第7篇
*年“开胸验肺”案以农民工张海超以悲壮之举让职业病备受关注，持续不断的农民工讨薪被打事件让农民工讨薪问题把帮农民工讨薪的年代拉回现实。这一切告诉我们，解决农民工问题和农民工问题一样，都在路上。况且，今年中央一号文件又提出“新生代农民工”，老问题还没解决，新问题又出现了。新老问题交加，让农民工不能忍受被“边缘化”之痛，也让政府部门对农民工问题不敢小视。
从“盲流”到“农民工”，从“农民工”到“新市民”。伴随着从农村进入城市的农民们称呼的改变，背后是一种人文的关怀和对农民工群体庞大力量的认识。事实告诉我们：农民工已经成为中国当代产业工人的主力军。那么解决中国农民工问题的困局在哪？出路又在哪？
障碍一：城乡二元体制的人为壁垒
农民工没有低保，农民工没有失业保险，农民工受伤之后只能哀求企业给医疗费。农民工上班时间延长了又延长，农民工干的活又脏又累又危险。农民工子女在城市上学要么不让进，要么要交“赞助费”，使得农民工和农民工子女对上公办学校只能想。为什么？为什么城市里的人享有的，农民工却没有？因为城乡二元体制，换句话说，因为农民工仍然是农民。
*年，建立，与此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及配套制度颁布，为限制农村人口流入城市提供了详细的制度安排。在此前的1954年，中国公民的迁移自由已经从宪法中被取消。从这开始，中国人步入了一个漫长的城乡分割二元体制。
这一制度的设立和当时的政治经济环境密不可分。当时中国的经济发展战略是优先发展重工业，“一五”时期所建立的基本是军重工业为主的国家工业体系。*年，中国工业此时刚刚起步，由于中苏交恶，中国政府财政赤字大规模增加，基本丧失了扩大再生产能力，没有新增扩大再生产就没有新增就业，所以1959年政府不得不把进城的人向外迁移。此次的迁移对缓解当时经济危机的带来的社会危机起到了重要作用。
因此，我们可以看出中国的户籍制度从一开始就带有浓重的计划经济色彩。并且伴随户籍制度的有一套完善的具体管理制度，包括常住、暂住、出生、死亡、迁出、迁入、变更等7项人口登记制度。这个条例以法律形式严格限制农民进入城市，限制城市间人口流动，在城市与农村之间构筑了一道高墙，城乡分离的“二元经济模式”从此在中国根深蒂固。在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下，上个世纪整个60、70年代自动流动的人口几乎没有。
50年过去了，在户籍制度基础上构筑的“农业户口”与“城市户口”在实际利益上的并不平等。两种户口的差别成为各种利益分配差别的的标签。各种政策的优惠，“城市户口”都要好于“农村户口”。
人们随之发现户口制度的背后还附加了从社会保障到教育、医疗、公共服务等几乎所有公民权益的城乡化差异。城乡之间建立起一种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基础上的全方位不平等，由此也衍生了长期二元社会结构下城市市民的“一等公民”与农业人口的“二等公民”的社会地位。
进程务工的农民工除了能找到工作，这些工作好多事城市户口不愿、不屑于干的工作，他们享受不到城市居民可以获得的一切福利待遇。户籍制度、教育制度、保障制度、人事制度、医疗制度对城市户口、农村户口实行双重标准。正是这样，农民工只能游离于体制之外；也正是这样，农民工问题一直得不到根本的解决。
障碍二：文化水平低下的历史痛楚
农民工找工作只能找体力活干，农民工找工作时不知道要签合同，农民工权利被侵犯后部知道如何维权。“一个农民工是条龙，一群农民工时条虫。”这又是为什么？因为他们没有文化。他们，特别是老一代农民工，很多只有小学文化，还有部分是文盲。如果说农民工维权难的问题和政府关注有关、和法律保护有关、和企业的自律有关，这固然不错。但是由文化水平低导致的维权意识差无疑是釜底之薪。
由于中国汉字的复杂性以及政府和知识分子对文化的垄断，我国农村的文盲率一向很高。建国后的简化字中国的文化水平有所提高。但历史积累下来的高文盲率仍然是发展的阻碍。1986年4月12日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规定国家实行九年制义务教育。要求省、自治区、直辖市根据本地区经济、文化发展状况，确定推行义务教育的步骤。1988年2月5日，为了提高全民的文化素质，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国务院《扫除文盲工作条例》。农村地区开始进行了轰轰烈烈的“扫盲运动”，诸多的文盲到附近的小学接受简单培训，学会了用颤抖的手歪歪扭扭地写下自己的名字。
当有的地方为全面脱盲大摆庆功宴时，却不知道调查数据所依据的测试不能准确衡量成年人的读写能力。农民特别是老一代农民读研能力几乎为零。造成农村文化水平仍旧不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包括农村教育费用过高和进城务工的吸引力加大等等。
城乡二元体制下的城乡二元经济让越来越多的农民选择放弃读书进程务工，越来越多的农民放弃读书进程务工导致农村教育水平一直提不高，越来越多的文化水平不高的农民成为农民工导致了他们的维权意识差。
在教育改革大会上说要继续普及义务教育，努力实现教育公平，这对农民、对农民工来说是莫大的好事。
此外，新生代农民工问题亟待解决。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新生代农民工概念后，媒体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关注程度前所未有。国内陆续几次关于新生代农民工的调查，端午前夕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慰问，让新生代农民工成为焦点的同时，也让新生代农民工问题成为焦点。新生代农民工的情感问题怎么解决？新生代农民工对土地没有眷恋情节造成的问题怎么解决？新生代农民工力争当市民的理想与现实的困惑怎么解决？其实，说到底，这些问题其实还是在原来的障碍之内，都是城乡二元体制和文化水平低下产物，前者尤为根本。
城乡二元体制需要破解。所谓破解，即不能一棒打死，不能一棍打翻。城乡二元体制在历史的特定时期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推动了中国的发展。落后的体制没有跟上快速发展的社会。随着农业技术的提高，随着城市化步伐的加快，大批剩余的农村劳动力开始向城市转移。30年的转移造成的后果是城市有很大一部分人是广义上的农民工。他们满怀理想，打平之后发现，这个世界原来不是他们的。而悲剧的根源就是城乡二元体制。二元的城乡体制让进城的农民工享受不到城市的各种福利和待遇。受伤后，保险缺失；失业后，他们还是农民；子女入学，“赞助费”让人“望校兴叹”。虽然如此，部分城市试图改变城乡二元体制的失败又告诉我们这个体制不得不继续沿用。
三农问题范文第8篇
关键词:新型城镇化;公安;“新三农”警务;警务改革
我国正在大力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2020年的目标是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60%，户籍城镇化率目标是45%。我国正在实施新型城镇化发展中长期规划，未来几十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最大推动力是城镇化，新型城镇化成为引领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新引擎。我国“三农”型的基本国情在迅速量变，但还远未实现质变，因此，我国可以被称为新农村、新型农民和现代农业的“新三农”国家。新型城镇化“新”的核心是“人”的城镇化，而公安工作是“人”的工作，长期的新型城镇化进程给公安工作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一方面，人、财、物等经济社会发展基本要素的剧变带来了国情、社情、警情的新特点;另一方面，“新三农”警务建设任重道远。“新三农”国情社情警情的演进，自然需要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需要以法治公安建设为引领，在全面公安改革中系统布局，努力走出一条具有中国时代特征，符合国情、社情、警情特色，体现“新三农”警务运行特点的公安工作新路子，为新型城镇化提供强有力的安保生态保障。
一、“新三农”警务主要基点和关键节点的支撑机制
建设“新三农”警务主要基点和关键节点的支撑机制建设是当前“新三农”警务建设的主要短板。伴随着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快速推进，新型农村社区警务保障机制建设存在诸多不足，甚至是缺位。新型农村社区建设是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的一个重要有机组成部分，①而且是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重点和焦点。“不离土不离乡，只进厂不进城的城镇化”，这一伴随经济结构科学布局、与经济快速健康发展相配套、相协调的新型农村社区建设、新型农民身份培育和生活方式转换、现代农业新型生产方式升级，是全国全面新型城镇化建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长期主导方向，这也对保驾护航的警务体制机制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同时也是新型城镇化区域警务体制机制升级的机遇。新型农村社区是“新三农”警务的“演武场”，是公安工作的基层工作面。但是，基层基础薄弱，是公安工作长期以来的最大短板，是制约公安工作与时俱进的最大瓶颈。
公安部10年前的《关于实施社区和农村警务战略的决定》要求，农村派出所新增警力原则上都要充实到农村警务区。要求在农村以一个或多个行政村为一个警务区、配置驻村民警，逐步建立与新农村建设相适应的新型农村社区警务工作新机制。根据新农村建设的警务需求，该决定从多个方面对建立农村警务工作新机制提出了明确要求，但这个规定的诸多内容没有得到应有的落实。而且新型城镇化建设是新农村建设的全方位、大幅度“升级版”，随着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发展，对“新三农”警务建设的要求更高了，但是“新三农”警务的建设现状及其保障机制建设的短板却更明显了。缩小和新型农村社区警务实际需求的差距，补齐长期不到位的短板，打牢公安工作基础，实施新型农村社区警务战略是“新三农”警务的必由之路，是我国公安机关警务理念、警务体制机制、警务方式方法改革的重大举措。各级党委政府和各级公安机关应该树立应有的警政指导思想，切实加强对新型农村社区警务建设的领导和服务，将实施新型农村社区警务战略真正作为新型城镇化建设特别是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重要有机组成部分中的一项基础内容，所需的经费要科学核算、全额纳入公安机关经费的财政预算，为新型农村社区警务工作的开展和形成良性机制创造良好的条件、提供有力的保障。新型农村社区警务只是“新三农”警务的“一斑”。
“新三农”警务建设是复杂的系统工程，除了领导机关的重视和关怀，经过认真论证制定本区域科学全面、便于执行的顶层设计和行动指南，直接领导者和实施者还应在自己辖区把坚定的原则性指南和高度的灵活性现实密切联系、融会贯通，形成细致系统的落实规划，实施直击要害、健全有力的保障措施。笔者认为，“新三农”警务主要基点和关键节点的支撑机制建设应该弥补短板、继往开来，着重做好以下工作:一是“新三农”警务顺利实施的基础设施、物质装备和技术设备保障。“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社区民警无论是水平多么高的“巧妇”，没有了基础设施、物质装备和技术设备的“米”，也难以实现社区长治久安、民众安居乐业的警务之“炊”。现在城市社区警务室，由于历史等诸多因素，大多数都是临时借用或租用辖区单位、甚至是相邻社区单位的办公用房，很不稳定，是城市社区警务有效开展、良性运行的一大制约因素。在新型城镇化推进中，新型农村社区建设伊始，就应该从源头上科学统筹规划和建设到位社区警务室等基础设施，配备到位办公物品、交通工具等物质装备，配备好警务通等现代警务技术设备，为推进新型农村社区警务建设和运行的科学化、规范化，提供有效的支撑和保障。二是满足“新三农”警察勤务运行需求的安保辅助力量保障。我国一线警务辅助力量建设，当前已积累了不少经验，但由于公务员队伍分类建设整体上不到位，包括警务辅助力量在内的警察队伍职业化建设总体上还处于摸索中前进。
2016年11月，国务院出台的《关于规范公安机关警务辅助人员管理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是经过10年多的公安职业化调研之后公安部领衔起草推出的唯一一个国家层面的指导意见。地方政府和公安机关正在按照上述《意见》的要求，结合本地实际制定和实施警务辅助力量建设的具体办法。新型农村社区警务是现代警务机制建设中警力最薄弱、需求最旺盛的区域，是能够接受与时俱进检验的环节，更是容易探索可复制经验的地方，建议把新型农村社区警务中警务辅助力量及其运行机制建设作为国家辅警制度建设的“试验田”。三是科学推行“新三农”警察勤务规划和警力资源配置的软件保障。“新三农”警务特别是新型农村社区警务建设的关键和重点，不仅在硬件，更在软件。定点防控等传统的静态警务防控理念和机制远远不能适应动态社会的需求，而且“新三农”警察勤务规划的科学性、实效性远远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再加上警民比例低等客观因素的影响，虽然向基层一线倾斜的“警务改革”名称各异、此起彼伏，但是基层基础过弱的社区警务远远得不到根本性扭转。
现在需要着手和做好的是，一定要切实改革基层派出所勤务机制，保证新型农村社区民警有时间、有精力沉入辖区，不得随意抽调他们参加专案和各种专项打击行动，同时建立完善的竞争激励机制，对新型农村社区民警在职级待遇和物质上给予奖励，全面落实公安部等制定的政策待遇。四是让社区民警融入社区，在管辖社区“落地生根”，从源头上实现新型农村社区的警力保障。从2002年开始实施社区警务战略以来，我国制定了一些社区民警在社区工作时间的制度和实施办法，但是，社区民警沉在社区工作的时间难以保证，社区警务室往往有“室”无警，“走马观花”成为社区民警在社区的常态工作形式。建议参考借鉴日本等国家和地区社区警务中的社区民警配置制度和方法，让社区民警在社区长期“生根开花”。在新型农村社区规划和建设之初，就在社区充分筹划和落实好社区民警的住房等生活场所和设施，合理安排好民警家庭成员的生活和工作，让其成为所辖社区的常住居民，和该社区居民一样，在该社区安居乐业，从根本和源头上解决社区警力的保障问题。
二、“新三农”警务科技信息化应用机制建设
随着互联网信息时代的到来，加强公安信息化建设成为我国公安机关的中心工作之一，特别是近年来，公安信息化建设及其相应的体制机制改革驶上了快车道。正如2016年全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创新工作会议所强调的，要把大数据等现代科技手段与社会治理深度融合起来，为社会治理插上腾飞的翅膀。但是，“新三农”警务中新型农村社区警务的信息化建设还是公安信息化建设整体布局和运行中的明显短板，还不能很好地满足“新三农”警务的信息需要。“新三农”警务是社会治安的重要基础环节，是整个公安工作良性高效运转的重要支撑之一。从2003年开始实施“金盾工程”到现在，全国性的警务信息化综合应用平台已经建成并应用，成效日益显现出来。2004年以来，随着公安信息化建设的加快和运用的普及，可以实现由老式“三板斧”侦查向网上排查、系列串并、追逃破案、系统预警的“四网”办案转变;由“民警下班、小偷上岗”向“猫鼠同步”、警力跟着警情走转变。但是，在基层公安机关和新型农村社区警务室及其警务运行中，还面临着较多亟需克服的困难和有待解决的问题，上述积极的信息警务转型和良性成果的多米诺骨牌效应还很有限。社区民众的安全感和获得感是检验“新三农”警务科技信息化建设成效如何及其成败与否的标准。“新三农”警务信息化建设要服从和服务于“打击、防范、管理、控制、服务、建设”六位一体的社会治安工作需要，服从和服务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需要。服务是公安工作的核心要旨，更是新型农村社区警务的本质要求，所以，新型农村社区警务信息化建设首先应该通过“互联网+警务”的工作平台和形式，实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充分利用信息网络技术，建立网上受理、审批等便民利民服务工作规范和良性运行机制，更好地服务社会公众。“新三农”警务应该大力加强警务综合信息服务平台等“互联网+警务”的实战化勤务应用，建立动态社会治安防控体系，提高运行效能;建立传统刑事侦查、技术侦查等技术手段与信息化技术有机结合、综合运用机制，提高刑事案件侦查破案能力。
三、“新三农”警务社会化运行机制建设
基层治安社会化治理是我国数千年来一直十分关注的领域，从这里形成了我国治安历史上一些可圈可点的值得研究的亮点。从1979年中共中央呼吁全党和全社会关注青少年违法犯罪开始，到1991年正式推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制度，社会化都是基层社会治安工作绵延不断的一条红线。“新三农”警务是基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决定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成效大小与成败的关键之一。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基层社会因民间纠纷引起的违反治安管理行为数量多，调解花费时间长、消耗精力大，已成为困扰基层公安机关和公安民警的一大难题。①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这种状况难以有根本性的改观，随着新型城镇化的推进，这种状况在某些时候、某些条件下可能会变得更为繁多、更加激烈。这是构建和推进“新三农”警务中无法回避、必须认真正视和对待、努力提高警务水平予以解决的现实。
原因主要在于新型城镇化不仅是数以亿计的农民生活空间和生活方式、生产方式的简单变化，而且是每一位当事人利益数量、利益配置形式和整个利益格局的大调整、大变革。一是城镇化对象利益的变动带着利益的驱动，农民成为市民，但基本的公民法治观念尚未建立，新的生活生产方式需要相当长时间才能适应，因此，导致家庭矛盾、经济纠纷、邻里冲突、土地征收、建筑物拆迁等问题层出不穷，形成民间矛盾凸显、矛盾化解棘手的形势。二是城镇化实施者及其相关职责部门，不作为、乱作为现象仍然存在，容易造成有利益就争、无利益就推的现象。城镇化征收拆迁和新型社区建成后回迁一般是预设3年的合理预期，但是落到实处少于5年的很少，甚至存在“八年抗战”的现象，由此带来的群体性事件等治安问题屡见不鲜。①三是基层调处纠纷往往不及时、不得力、不到位，经常久拖不决，不时造成“旧苛未愈、又添新病”等积重难返的局面。2016年全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创新工作会议强调:要以开放心态、宽广胸襟，平等对待各类社会主体，以开放性架构、市场机制吸纳社会力量，破解社会治理难题，形成多样化治理模式，努力实现社会共治。要创造有利于人民参与的组织形式，健全以群众自治组织为主体、社会各方广泛参与的新型社区治理体系，把社区建设成为社会治理的基础平台。要更加注重基础性制度建设，推动从事后处置应对向长效治理机制转型，为实现社会善治提供制度保障。要坚持问题导向、标本兼治，提高传统与非传统安全威胁的预测、预警、预防能力，有效维护公共安全。
“新三农”警务要求民警把主要精力放在引导和整合辖区力量，织就社会治理网络，明确警务社会化体系中各方主体的管理责任，把治安管理责任落实到每一个主体、每一个环节。治安承包责任制是改革开放后最早出现的典型的行政契约，是基层公安民警社会治理的创新，应该继续倡导这种精神，推出更多更新、更科学、更有效的“治安责任制”。强化新型社区治安管理的动态管控，建立及时有效的风险评估机制，有针对性地指导每一个警务社会化主体加强社会治理，加强法治宣传，做好社会层面的一般预防，织就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的新型社区治安网。
四、“新三农”实战化勤务机制建设
“新三农”警务是公安工作的基层基础工作，新形势下应该深化以快速反应引领“新三农”实战化勤务机制的建设，建立战斗力和实战效能可持续增长的实战体系及其科学运行机制。“新三农”警务要实现快速反应引领实战化勤务，应该以110报警指挥中心为系统纽带和运转平台，充分利用各种科技手段，扩大警务指挥半径，减少警务指挥流程，完善纵向减少层级、横向高效畅通的警务指挥关系，建立指挥中心与一线处置警力的点对点指挥调度、快速高效的扁平化指挥模式。按照工作部署随着警情变、警力调配跟着警情走的要求，建立起点、线、面融合的网格化布警、24小时全天候动态化巡防机制，切实把警力部署到维护社区治安、服务辖区群众、推进社会治理的第一线，最大限度提高社区民众的见警率和一线民警管事率及其服务满意率。这是实现实战化勤务警务效能最大化的必由之路。
驻勤应急机制是实现快速反应引领“新三农”实战化勤务的一个重要有机组成部分和运行难点。如能实现，就会成为“新三农”警务实战化勤务改革的亮点、快速反应机制建设的利器和社会治安成效提升的增长点。在新型农村社区，不少一线警力配置存在诸多的不合理，特别是在夜间最需要警力处置突发案事件时，却没有足够的警力在第一时间做到快速响应。而驻勤应急机制建设则可以有效解决这一问题。实行驻勤制度不是简单地让民警住在单位宿舍或住在社区警务室，重要的是要解决驻勤以后干什么的问题。各驻勤单位都要进行社情警情的充分调查研究和论证，明确驻勤民警的工作职责、工作规范、驻勤纪律等。总体而言，各地公安机关要根据当地实际确定适当比例的民警，在县、市、区公安机关执法勤务机构、派出所和社区警务室等一线实战单位实行驻勤，确保一旦发生重大警情，能够在第一时间调集足够警力予以处置。
五、“新三农”基层警务合作机制建设
警务良性运行长效机制建设的核心是信息，信息产生效能的基础是合作。“新三农”警务建设需要而且易于掌握第一手警务信息，这是公安工作警务信息的主要来源之一，也是整个公安工作实现良性运转的重要信息支撑。现代警务体制机制改革的主要内容和做法，就是打破警察组织条块分割的封闭状态，突破人为设置的不必要界限，加强不同警种之间、不同地域之间的警务交流与协作，共享海量的警务信息，为有效解决当前社会治理难题带来新思路、推出新举措、提出新办法。警务合作机制建设顺应了维护社会长治久安工作的大势，体现了公安全面改革的方向。近年来，区域警务合作在宏观层面已经实现无缝衔接、有效运行，也为“新三农”警务基层区域警务合作做出了榜样和指引。①基层公安机关相邻区域的警务合作机制也已经普遍存在，但是，规范化不足、成效的偶然性比较明显。
“新三农”警务推进基层警务合作，加强共识，付诸行动，实现成熟运转，数以百类计的整合后的警务信息就可以实现无缝链接共享，相关区域或警种实时的社会治安信息、治安形势评估、案(事)件预警、情报指令，都可实现跨区域、警种进行信息、查询、检索。只要警务运行需要，一条指令发出，就能实现联防、联动、联控。“新三农”警务基层合作机制与老百姓日常的安居乐业更显直接，更需要在合作内容上做细、做实、做好，合作形式上要形成共识、便于操作，实现规范化运行，形成良好的常态性长效机制。在基层警务合作中，应该注意遵守“形式”服从和服务于“实质”的基本规则，体现出“形散神聚”，不能拘泥于形式。
“新三农”警务基层合作机制中最基层、最日常化的表现形式就是相邻社区民警之间的警务合作。他们之间的警务合作形式多样，而且容易体现出生活与工作相融、与时俱进的特点。如通过微信群、QQ群等共享警务合作信息。建立基层警务合作机制使公安机关的防控反应更加快速，面对跨区域警情，能够有效实现协同合作、多警联动。“新三农”警务要拓宽警务合作范围，应鼓励基层公安机关和一线民警根据实际需要建立警务合作关系，努力形成全警“大合作”格局和动态调整机制。完善警务合作运行机制，健全组织运行、协调指挥、警务信息共享等工作规则，完善合作领域不同层级警务合作响应预案，推动警务合作走向制度化和运行机制的“形散神聚”。辖区内部警务合作机制建设，更要突出以相邻警务区、警务网格联勤的形式，加强协作配合。
“新三农”基层警务合作机制建设中，不论是区域之间，还是警种之间，都会形成开放的、动态的警务合作。因此，应该根据新型城镇化建设推进的实际情况，在不断解决新问题的过程中总结经验做法、汲取不足和教训，及时完善警务合作机制。用协议等形式明确各成员单位和相关人员的权利义务，加强内部监督制约机制和激励机制建设，还要对警务合作建立科学的评估评价机制，从而提高警务合作的水平，实现警务合作效能的最大化。
［参考文献］
［1］．政府工作报告———在2016年3月5日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EB/OL］．
［2］．中国未来几十年最大发展潜力在城镇化［EB/OL］．
